抗戰時期人民軍隊如何做好衛勤保障

衛勤保障是軍隊衛勤機構在部隊人員的傷病防治、健康服務等方面組織實施的保障，是部隊作戰能力的重要基石和后盾。抗日戰爭時期，人民軍隊衛勤保障堅持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為服務部隊戰斗力、服務官兵身心健康作出了積極貢獻。

第一，竭盡全力開展戰傷救治。

抗日戰爭期間，對戰傷的救治始終是衛勤部門的頭等大事。從衛生勤務到治療技術，從火線救護到晚期治療，中心問題是防止創傷感染，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陣亡率、傷死率和傷殘率。但是，抗日戰爭初期的人民軍隊，先進技術和優良設備很難獲得，創傷治療技術進步不快，因此在戰傷救治方面存在不少困難。

后來，廣大衛勤人員學習了白求恩所著的《游擊戰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結合長期積累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了加強火線救護、開展輸血輸液、早期清創、嚴密消毒、骨折固定、促進創傷自愈等為主要內容的“創傷新療法”，組成戰地流動醫療組深入前線，使戰救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以1939年陝甘寧邊區各醫院的統計為例，傷病員治愈率增加了14.3%，殘廢數減少了11.8%，死亡數減少了1.5%。

第二，積極穩妥組織醫療后送。

戰時衛勤保障最大的問題是搶救后送傷員。抗日戰爭時期，人民軍隊注重加強對傷病員實施分級救治與后送，基本實現了對傷病員從負傷開始到轉入相應救治機構的全過程管理。當時，團以下衛生機構人員都隨部隊行動，師的衛生機構在適當位置開設救護所或轉運站。救治和后送傷員完全依靠軍隊衛勤力量是很難完成的，必須依靠群眾支援。每次戰斗前，部隊都要組織好救護組和擔架運輸隊，首先是組織機關的勤雜人員擔負搶救傷員任務﹔其次是動員當地群眾參加，負責擔架運輸。

由於前線不能進行手術，因此所有需要手術的傷員均需送往后方醫院。部隊距離后方醫院較遠時，就一村一村接力式傳送，護送人員負責安排沿途食宿等事宜。最為典型的是平型關戰斗中的醫療后送，廣大衛勤人員提出“一切為了傷病員、一定把傷病員送到延安”的口號，沿途與傷病員同吃同住、精心護理，勝利完成300名傷員千裡大轉送任務，這也是整個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將重傷病員從前線轉送到陝甘寧后方唯一的一次。

第三，未雨綢繆實施衛生防疫。

“軍中無大疫，是謂必勝”，衛生防疫對保障戰爭勝利具有重要意義。抗日戰爭時期，對部隊健康威脅最大的是瘧疾、傷寒、副傷寒、斑疹傷寒和回歸熱、痢疾、疥瘡等傳染病。針對嚴峻的防疫形勢，各部隊通過衛生流行病學偵察、疾病監測、預防接種、衛生監督、戰場衛生管理，積極預防控制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有效促進和維護了廣大官兵健康。

人民軍隊開展衛生防疫的舉措可謂非常詳細，宣傳教育規定了8種具體方式，衛生建設對廁所、廚房、飲水、澡堂和垃圾（污水）坑均作了詳細規定和要求，防疫接種在1938—1940年實現了痘苗和霍亂傷寒混合疫苗100%接種。正是這些舉措的順利實施，促使部隊傳染病發生率大為降低。

第四，主動作為展開衛生防護。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是日軍頻繁使用化學武器的重點地區，給抗日軍民造成嚴重傷亡和損失，從1937年至1942年，八路軍有3萬多人中毒。人民軍隊衛勤力量根據生化武器威脅情況，針對性組織開展醫學防護宣教和訓練，綜合運用裝備器材防護、地形工事防護、免疫接種和藥物預防等方法，積極預防和減少生化武器損害，有效保護官兵安全，保障作戰任務完成。

1938年9月23至24日，日軍向阜平進犯，遭八路軍有力抗擊，遂施放毒劑彈（筒）400余發，造成戰士中毒，守軍撤出戰斗。對此，左權26日致電朱德和彭德懷，指出“在抗日戰爭日益頑強的發展中，敵之毒攻政策將要日益加激”，“除擬定的簡單防毒辦法，通令部隊加緊防毒教育外”，提議“訓練一批人員指導部隊防毒工作”“立即大批制造簡單防毒用具，分發部隊備用”。這充分說明，我軍對日軍生化武器攻擊的形勢是高度清醒的，提出的舉措也是務實有效的。

第五，綜合施策加強藥材保障。

抗日戰爭時期，人民軍隊在條件極端惡劣的情況下，堅持因地因時制宜組織實施藥品、器材和醫用耗材供應活動，但也經常遇到供不應求的情況。比如1940年，第129師第2縱隊“作戰與損失消耗無法補充”，衛生部僅存“藥品約值500元”。為了解決藥品供應的困境，人民軍隊通過設廠自制、多路徑購買、接受社會捐贈和從日偽軍繳獲等在內的多種渠道統籌運用軍地藥材資源。

例如，抗戰初期八路軍自制藥品數量較少、質量較低，到中后期自制藥品供應量已接近甚至超過50%﹔1939至1942年間冀魯豫軍區通過進步人士和地下黨的關系到日佔區購買的藥品，約佔藥品消耗量的70％至80％。通過多措並舉補充藥材，基本滿足了軍隊傷員的用藥需求，有效地提高了戰傷治愈率，降低了殘廢率和死亡率。從1941到1946年，華北軍區共收治傷員4.66萬名，治愈率為68.6%，殘廢率為6.6%，死亡率為3.9％。